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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从日本学者穗积陈重提出法族以及瑞士学者霍尔、美国学者威格摩尔提出法系的概念以来，对世界上各个法系的研究就逐步展开，尤其是英美法系和伊斯兰法系的研究，更是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也推出了一批成果。
兰代尔的进路完全不同，在他的合同法课堂中，他要求学生只阅读原始的资料即案件，并描述他们各自的结论。中世纪学术文化与基督教思想发生密切关系，基督教信仰认为：以良知和超越宇宙权威所规律的教义和真理，尤其以圣经上的上帝启示为一切知识和信仰的最后依据，应当有绝对的权威。
因此拉伦茨认为法教义学（即规范法学）提供给法律实务界许多裁判的基准，它们常常被引用。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认为：国家法官只不过是讲法律的嘴，仅是被动物，没有能力削弱法的强制性和严格。接着，这种认知通过法院判决的途径得以最好的发展，从那里法的原则首次成为有形的实在被触知。我们所担心的是不称职的法律教师，而不应该担心法律教育本身。中世纪欧洲大学法律教育的授课方法是以注释法学派的法学研究方法为基础的。
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的十年间，就是在这种状态之下，法学活动中自然而生长起来的方法具有这样一个特点：无方法意识作用下的规范注释方法。区分是用于法律概念的区别，比如针对某一个上位概念，遵循逻辑理论分析出许多下位概念。我们不妨先从法学襁褓时期的法学方法特征来发现一些规律性的问题。
[27]130年之后，他在《英国法礼赞》中描述的法官与国王对话的场面居然真的隆重上演了——法官柯克与英王詹姆士一世就国王可否亲自坐堂问案发生分歧。[35]有的学者从法律职业所居的中产阶级的安逸地位来说明它们的保守性。比如，某人不遵守契约，他必须预期将面临来自法律世界的制裁，即使在现实世界里制裁方自愿放弃制裁，但在规范意义上，他仍受契约的约束。12世纪初期出现在波伦尼亚大学的注释法学派（Glossatoren），由当时任教于此的法学家Imerius（1055—1130）创立，该学派以经院哲学的方法论从事罗马法典的注释工作。
[33]依我国教科书的通说，法学属于社会科学。只是我们不知道是职业背景造就了法学的性格，还是法学的保守造就了职业共同体的保守性。
（英）阿蒂亚：《法律与现代社会》，范悦等译，辽宁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页29以下。根据各国法治的发展规律，法治会出现立法完备之后的司法中心时代，那么，法学的职业性特征必然会被强调。所谓三2制度是指同一批学生经过2年通识教育、2年本科法律教育、再加上2年研究生阶段的教育。根据法学研究的这三个对象，法学形成了三个向度：（1）规范法学。
这种方法不仅对罗马法，而且扩大到其他法源，如寺院法、部族习惯法及封建法书。在恢复法科教育三十周年的今天，我们如果还不强调法科教育的职业型特征，将会贻误法科学生，也会危及到法治建设。苏力把社科法学作了细致的区分，他说，强调人文传统的社科法学比较关注大写的真（Truth），强调社会科学的社科法学比较关注小写的真（truths）。西方自然法学派和新自然法学派就属于这种法学。
我们今天所谓的规范实证法学，或称教义式法律学，就源于此。我们认为，法学是职业知识体系。
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主流法学是必不可少的基础性的东西，但它可能不具有某些非主流法学那样的影响力，没有镁光灯聚焦，甚至面临的只是冷板凳。法律职业技能方法的训练，等等。
兰代尔的教学进路是受当时盛行的经验主义的极大影响。[6]大致分为两类：一是法典体系的总注释，二是法源泉个别内容的注释。因此，法律就是一个职业等级的领地。所以担心法律教育缺乏人文和德性关怀的理由基本上是不成立的。他们大都是十七八岁的少年，加上现在的独生子女给教育带来的特殊情况，法科教育中我们明显感到学生对法律学习的效果不是太理想，他们的成才周期很长，甚至压根就成不了才。美国JD教育之所以设计成本科后的法科教育，是有其充分的合理性的。
我没有发现在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中也存在这样的三重对象。[39]他们的确对学术多元化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但是这样的研究究竟是不是属于民法与刑法的主流呢？尤其严峻的问题是在法学教育，是不是可以在大学里就讲这样的理论给法科学生听呢？法科学生的学习过程中都遵循着民事哲学、刑事法理学这样路径来学习，是否可行？我们曾在上个世纪末的1999年提出返回法的形而下，[40]这个提法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考虑，过去把法学作为意识形态的一个部分，后来又在法学研究上脱离了法律实践，现在是到了正本清源的时候了。
由于主张法典的权威性，注释法学派以谨慎严肃的态度，对罗马法大全的全部内容进行逐字逐句地训诂式的注释，期能使法典完美无缺。我们应该在法律教育的过程中去强调、处理好对法科生的品德教育，特别是职业伦理教育。
[24] 麦考密克与魏因贝格尔的《制度法论》中有一篇是《论分析法学》，其中论述了规范分析法学对于法律适用的价值。我们基层的一些担任领导干部的人，根本不把法学当作专业知识，不认可法律工作的专门化，不认可法律人思维的特有规律，进而不认可法律职业的自治性，因而也就不认可司法的独立性……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是连环套式地相关联的。
H．Maine Lectures on the Early History of Institul-tions（London 1975），转引自林文雄：《法实证主义》（第五版），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版。它研究的基点主要是应然的法，它从应然的哲理出发以探求法和法律的基本的、普遍的价值规律，其目的是探求人类的法律价值观，并对实在法上的权利义务进行批判性的研究。哈佛大学兰代尔院长倡导案例教学法之前的美国法律教育，是把法律教育看作是学科教育的。我国九十年代法学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之一应当说是法学基本范畴理论，[18]依我看这首先是一个分析法学的基本问题（尽管其中也无意识地混杂着一些价值范畴）。
我们只有改革目前的法科教育状况，引导它向职业型的方向发展，才能使法科教育、司法考试、法律职业三者的关系统一起来、协调起来。[36]判例制国家遵循先例的原则被当作是尊敬前辈、传承经验的最好方式。
律学在中国之所以成不了法学，是有多种原因的，其中主要是因为法学的独立自主性与批判性功能没有在律学中得到体现。另外，如果离开规范实证分析中的法律现象的形式考证，那么价值分析也就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23]规范法学不止于对司法裁判提供助力，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发现一些现行法迄今尚未解决的法律问题，借此促成司法裁判或立法的改变。试想一个法科学生在法学院没有接受正宗的或主流的法学教育，反而是接受了非主流法学倾向的影响，他不但不会办案，而且可以说他是法学院的次品，至少也是种豆得瓜的尴尬。
甚至英美法系的法学也离不开规范实证法学，还有日本甚至我国台湾地区的法学家也都遵循规范实证法学的路径来进行法律分析和法律教育。这是将罗马法大全的个别法源与其他法源有相互关系之处加以分类收集。法律是技术理性，只有受专门的法科训练并拥有技术理性的人，才能职业化地来掌握法律的解释与适用大权。区分的说明如用于区别法律的构成要素或法律的效果，就称为鉴别。
我们不能动不动就给学生讲福柯、吉尔兹、哈贝马斯，动不动就用法哲学、法文化学、法人类学、法社会学、法经济学这样的非主流的法学来教育我们的学生。如果只强调法学作为学科的专业性还是不够的。
规范法学之所以最接近于司法实践，是因为它能够为实践提供一系列科学分析的专业语言。我们的法科教育应该从原有的通识型教育逐渐转向通识型与职业型教育的兼顾，甚至有的法学院可以确立自己职业型教育的特色。
第七，法学是大人的学问。从法学是大人的学问来看，结合美国法学院的本科后的JD教育经验，我认为中国法科教育如果能够尝试2+2+2的本硕贯通模式（简称三2制度），则是非常理想的。